教师风采

中共地下党员、抗日英雄——记佟苏丹老校长

[日期:2014-09-18] 来源: 作者:侯福 海


佟苏丹——中共地下党员、抗日英雄、徐州lehu66vip解放后第一任校长,曾任徐州市文教局、文化局副局长、徐州市文联主席等职。
人生的旅程   坎坷的岁月
    ——徐州市第lehu66vip学第一任校长佟苏丹同志自传
        我是江苏省铜山县东贺村人,一九一四年出生于一个破落了的书香人家。由于父亲的教育和影响,早年向往革命。一九三0年春,在徐中附小毕业,按成绩可以免考直升徐州中学。因家庭经济困难,上不起。这时祖父要我学中医。我当时的思想很委屈,不承认自己一辈子就是做乡下朗中的料。可是也不敢违抗。在家里读了半年的《雷公泡制药性赋》。越读越不对劲。暑假到了,各校招生的消息传来。终于征得父亲的同意,偷偷地离家,考取了公费的东海中学云乡村师范科。祖父又失望、又高兴,说了句:“看你去‘闹天空’吧”!也就算了。
        入校后,由于喜欢文娱、体育活动,演话剧、出墙报、演讲比赛、样样积极,在同学中间比较活跃,第二年,“九·一八”事变,全国学生的抗日救国怒潮蓬勃兴起。这时徐州地下党的赵英同志来到灌云,介绍我参加了学校党的地下活动。负责的是比我高一班的冯正英同学。全组七人。我们在党的指示下,在学校里掀起了罢课,组织起宣传队、募捐队、查货队。上街、出发新浦、铁路沿线、直到徐州。从事宣传、募捐活动。而在检查日货的过程中,发现国民党灌云县党部有包庇奸商行为。群情激愤,集队拥进县党部,把头号人物孙友仁拉出来游街。小小的板铺镇,搞得沸腾起来了,震动很大。这是我在学校生活中,不能忘怀的事件。
        不久,我因肺结核病休学一年。三三年复学。秋天,又蹲了一两个月的灌云县监狱。经校长李亚清保释回校。三四年学校迁邳县运河镇,改名为江苏省高运河乡村师范。三五年暑假毕业,因为学习成绩较好,由学校选送到当时的省会镇江,任三善镇义务小学的校长。三六年夏,因亲友多人在上海、徐州同时被捕,我离开镇江,考取南京市小学教师,在南京钓鱼台小学任教。七七事变后回徐州,开始在乡间约集知识青年和本村不学师生,组织贺村救亡话剧团,在周围村镇搞救亡宣传活动,十月间,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徐州成立,李宗仁任主任委员。实际上这是个统战性质的群众组织。郭影秋同志任该会组织部总干事。由他把贺村校的话剧团归属该会,改编为宣传第三队。开始指派我任铜山县第六区指导员。推荐原贺村小学校长张启修任队长。随着战局发展的需要,我以总动员会组织部指派员的名义,随宣传三队出发皖北、豫东各县做民众组宣工作。三八年三月间抵河南潢川,宣传队奉命回徐。我被中央豫东南工委书记苗勃然同志动员留在潢川,参加中央潢川县委地下工作,任《潢川农村通讯》编辑,开始潢川县委三人,书记冯新宇,徐智雨负责组织,我搞宣传,而冯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潢川县党部的书记长,所以工作容易开展。可惜战局发展太快,七月间潢川沦陷。同志间失去联系,我随着后撤的人流,经湖北宋埠到武汉,参加由金山、王莹领导的“中国救亡剧团”(原上海救亡演剧二队 )。于武汉弃守前夕,随团赴广西桂林,在桂林工作半年,于三九年五月出发香港、越南、高棉、新加坡等地,从事话剧宣传活动。因英殖民地当局阻挠,剧团被迫解散。从一九四0年初起,我在广西桂林、江西赣州、贵州榕江、四川重庆、泸州等地过流亡生活,当过话剧演员、报社记者、中学教师……。直至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返里,四六年二月经组织决定,派回徐州做党的地下工作,四月通过社会关系,应聘铜山中学语文教师。课余在学校里帮助同学排演话剧,团结一些热爱文艺的同学,组织了一个“春草社”,利用课余和节假日,辅导他们阅读和写作。当中发生过两次学潮,我和丁志刚同志也忙乎了一阵子。后来丁志刚同志和张再铮、梁以植两位老师接连被捕。校务主任魏洪祯以半真半假的口气给我说:“第四个就该你了。”幸好他们都以“查无实据”保释回校。最有意思的是,我不但没有名列第四,就在四八年初,济南解放前夕,校长朱茂荣和他的几位膀臂人物准备仓皇逃命的时候,竟一片诚意地商请我当训育主任。这是学校“反共”的要害部门。因为我毫无思想准备,就以给我时间考虑一下为由,拖迟了几天,请示组织同意后,才走马上任。事实上我接手不久,朱茂荣、刘志一(校务主任)就不辞而别,逃之夭夭。这样,我就成了没有婆婆的媳妇,主持校政了。当时困在校内的四十多位同学,不但可以把学校的储粮开仓救济,而且为解放时的护校活动提供了保证。同时在劝阻受骗同学南逃的工作上,我也就更“肆无忌惮”了。还有一个插曲必须记上一笔:就在徐州解放的前两三天,学校周围的保甲长之类的人物,奉主子的命令,组织街道上的三青团、特务分子和善良的居民,成立昼夜轮流的巡查队,防范和搜捕八路,他们竟登门拜访,找我给他们作报告,给队员打打气。当然这是义不容辞的事。讲话的具体内容我现在记不起了,总的意思是安定人心。最后还遇到一位当时在场的老先生,向我提起,引起笑谈。如果没有“训育主任”这块牌子,这样的“好事”是不能想象的。
       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,在校外我参加了些了社会文艺活动,开过书店。办过文艺刊物,直至解放。
        解放后,在徐州从事文化教育工作。开始当lehu66vip校长和市文教工会主席、市教师联合会主席一些社会职务,五二年调任四中校长, 不久调任文教局副局长。在五五年“反胡风事件” 、五八年机关双反运动、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浩劫中,均在数难逃,我戴过各色的反党帽子,过了二十四年的坎坷岁月。当中,在东海县中学当了二十一年的语文教师。七九年改正回徐,恢复了党籍和职务,任文化局副局长。八0年徐州市第三届文化会召开,被选为文联主席。工作了三年半,八三年五月离休。按老法子算,整整的七十岁。
        现在春回大地,万象更新,从我的健康状况来看,再活几年是有信心的。可惜脑子不大顶事,迟钝而健忘。按自己的兴趣,能做的事情不多了。只希望珍惜有限的时间,写点不费力气的回忆文字,读点书。活着不能建功立业,如果死后,能如陶行知先生所说:“不带半根去。”身心轻松地走完人生的旅程,对党、对人民问心自安,也就此愿足矣。
佟苏丹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夜脱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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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地下党员、抗日英雄——记佟苏丹老校长

2014年09月18日 17:42 侯福 海 点击:[]

佟苏丹——中共地下党员、抗日英雄、徐州lehu66vip解放后第一任校长,曾任徐州市文教局、文化局副局长、徐州市文联主席等职。
人生的旅程   坎坷的岁月
    ——徐州市第lehu66vip学第一任校长佟苏丹同志自传
        我是江苏省铜山县东贺村人,一九一四年出生于一个破落了的书香人家。由于父亲的教育和影响,早年向往革命。一九三0年春,在徐中附小毕业,按成绩可以免考直升徐州中学。因家庭经济困难,上不起。这时祖父要我学中医。我当时的思想很委屈,不承认自己一辈子就是做乡下朗中的料。可是也不敢违抗。在家里读了半年的《雷公泡制药性赋》。越读越不对劲。暑假到了,各校招生的消息传来。终于征得父亲的同意,偷偷地离家,考取了公费的东海中学云乡村师范科。祖父又失望、又高兴,说了句:“看你去‘闹天空’吧”!也就算了。
        入校后,由于喜欢文娱、体育活动,演话剧、出墙报、演讲比赛、样样积极,在同学中间比较活跃,第二年,“九·一八”事变,全国学生的抗日救国怒潮蓬勃兴起。这时徐州地下党的赵英同志来到灌云,介绍我参加了学校党的地下活动。负责的是比我高一班的冯正英同学。全组七人。我们在党的指示下,在学校里掀起了罢课,组织起宣传队、募捐队、查货队。上街、出发新浦、铁路沿线、直到徐州。从事宣传、募捐活动。而在检查日货的过程中,发现国民党灌云县党部有包庇奸商行为。群情激愤,集队拥进县党部,把头号人物孙友仁拉出来游街。小小的板铺镇,搞得沸腾起来了,震动很大。这是我在学校生活中,不能忘怀的事件。
        不久,我因肺结核病休学一年。三三年复学。秋天,又蹲了一两个月的灌云县监狱。经校长李亚清保释回校。三四年学校迁邳县运河镇,改名为江苏省高运河乡村师范。三五年暑假毕业,因为学习成绩较好,由学校选送到当时的省会镇江,任三善镇义务小学的校长。三六年夏,因亲友多人在上海、徐州同时被捕,我离开镇江,考取南京市小学教师,在南京钓鱼台小学任教。七七事变后回徐州,开始在乡间约集知识青年和本村不学师生,组织贺村救亡话剧团,在周围村镇搞救亡宣传活动,十月间,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徐州成立,李宗仁任主任委员。实际上这是个统战性质的群众组织。郭影秋同志任该会组织部总干事。由他把贺村校的话剧团归属该会,改编为宣传第三队。开始指派我任铜山县第六区指导员。推荐原贺村小学校长张启修任队长。随着战局发展的需要,我以总动员会组织部指派员的名义,随宣传三队出发皖北、豫东各县做民众组宣工作。三八年三月间抵河南潢川,宣传队奉命回徐。我被中央豫东南工委书记苗勃然同志动员留在潢川,参加中央潢川县委地下工作,任《潢川农村通讯》编辑,开始潢川县委三人,书记冯新宇,徐智雨负责组织,我搞宣传,而冯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潢川县党部的书记长,所以工作容易开展。可惜战局发展太快,七月间潢川沦陷。同志间失去联系,我随着后撤的人流,经湖北宋埠到武汉,参加由金山、王莹领导的“中国救亡剧团”(原上海救亡演剧二队 )。于武汉弃守前夕,随团赴广西桂林,在桂林工作半年,于三九年五月出发香港、越南、高棉、新加坡等地,从事话剧宣传活动。因英殖民地当局阻挠,剧团被迫解散。从一九四0年初起,我在广西桂林、江西赣州、贵州榕江、四川重庆、泸州等地过流亡生活,当过话剧演员、报社记者、中学教师……。直至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返里,四六年二月经组织决定,派回徐州做党的地下工作,四月通过社会关系,应聘铜山中学语文教师。课余在学校里帮助同学排演话剧,团结一些热爱文艺的同学,组织了一个“春草社”,利用课余和节假日,辅导他们阅读和写作。当中发生过两次学潮,我和丁志刚同志也忙乎了一阵子。后来丁志刚同志和张再铮、梁以植两位老师接连被捕。校务主任魏洪祯以半真半假的口气给我说:“第四个就该你了。”幸好他们都以“查无实据”保释回校。最有意思的是,我不但没有名列第四,就在四八年初,济南解放前夕,校长朱茂荣和他的几位膀臂人物准备仓皇逃命的时候,竟一片诚意地商请我当训育主任。这是学校“反共”的要害部门。因为我毫无思想准备,就以给我时间考虑一下为由,拖迟了几天,请示组织同意后,才走马上任。事实上我接手不久,朱茂荣、刘志一(校务主任)就不辞而别,逃之夭夭。这样,我就成了没有婆婆的媳妇,主持校政了。当时困在校内的四十多位同学,不但可以把学校的储粮开仓救济,而且为解放时的护校活动提供了保证。同时在劝阻受骗同学南逃的工作上,我也就更“肆无忌惮”了。还有一个插曲必须记上一笔:就在徐州解放的前两三天,学校周围的保甲长之类的人物,奉主子的命令,组织街道上的三青团、特务分子和善良的居民,成立昼夜轮流的巡查队,防范和搜捕八路,他们竟登门拜访,找我给他们作报告,给队员打打气。当然这是义不容辞的事。讲话的具体内容我现在记不起了,总的意思是安定人心。最后还遇到一位当时在场的老先生,向我提起,引起笑谈。如果没有“训育主任”这块牌子,这样的“好事”是不能想象的。
       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,在校外我参加了些了社会文艺活动,开过书店。办过文艺刊物,直至解放。
        解放后,在徐州从事文化教育工作。开始当lehu66vip校长和市文教工会主席、市教师联合会主席一些社会职务,五二年调任四中校长, 不久调任文教局副局长。在五五年“反胡风事件” 、五八年机关双反运动、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浩劫中,均在数难逃,我戴过各色的反党帽子,过了二十四年的坎坷岁月。当中,在东海县中学当了二十一年的语文教师。七九年改正回徐,恢复了党籍和职务,任文化局副局长。八0年徐州市第三届文化会召开,被选为文联主席。工作了三年半,八三年五月离休。按老法子算,整整的七十岁。
        现在春回大地,万象更新,从我的健康状况来看,再活几年是有信心的。可惜脑子不大顶事,迟钝而健忘。按自己的兴趣,能做的事情不多了。只希望珍惜有限的时间,写点不费力气的回忆文字,读点书。活着不能建功立业,如果死后,能如陶行知先生所说:“不带半根去。”身心轻松地走完人生的旅程,对党、对人民问心自安,也就此愿足矣。
佟苏丹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夜脱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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